“以孝治家”活动中的忠孝矛盾分析

——学习明光路街道“以孝治家”活动的思考与感悟之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 钟玉海
 

　　说到“以孝治家”，尤其说到“孝”字，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忠”。之所以让人有如此联系，大概是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这句话吧。

　　既然说到了“孝”与“忠”，我索性就对其作个分析。

　　为什么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呢？因为人们在现实中看到、感受到了“孝”与“忠”的对立的一面。事实也确实如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忠”、“孝”都具有对立的一面。这种对立表现在多个方面。从服务指向看，一般而言，“忠”是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的，“孝”是相对于家庭而言的。从实现方式看，“忠”是以事业贡献、工作担当等方式来实现，“孝”是以物质赡养、精神慰藉等方式来实现。从时空条件看，“忠”和“孝”在时空上往往会发生冲突，如在封建社会，为了“小家”的孝（如丁忧）而不能去实现“大家”的忠；为了“大家”的忠（如保家卫国）而不能去实现“小家”的孝。正因为如此，才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

　　在“以孝治家”活动中，对“小家”的“孝”和对“大家”的“忠”也是可以区分并且应该区分的。如果不加区分，混为一谈，以“孝”代“忠”或以“忠”代“孝”，就会对家庭造成伤害甚至终生遗憾，或会影响由“孝”向“忠”的升华。“忠”、“孝”的对立性要求人们在“以孝治家”活动中，抓住一切时机去尽孝，——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世上最不能等的就是孝敬父母。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孝敬父母的基础上，将“孝”上升为“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为国家多做贡献。

　　“忠”、“孝”亦具有统一的一面。其一，“忠”、“孝”相互依存。“忠”、“孝”相比较而存在。无“孝”无以显“忠”之光辉和由“孝”向“忠”的升华。无“忠”无以显“孝”之可贵和深植于人心的温情。如一位奔赴抗疫第一线的医生，其母亲离世而不能回家，她抑制内心的悲痛，面对家的方向深深三鞠躬。这是何等的值得尊重和敬仰，这是何等的深情和孝意！其二，“忠”、“孝”相互贯通、相互包含。“忠”、“孝”都体现人的德性，都贯穿利他主义思想，都蕴含着人性的善。“孝”中含“忠”，“孝”蕴含着对父母的“忠”和感恩；“忠”中含“孝”，忠于国家和人民，是一种大孝，这样既给父母争光亦给父母慰藉。其三，“忠”和“孝”相互转化。“孝”可深化和延伸为“忠”：对父母的孝可扩展至尊老爱亲，升华至对国家的忠对人民的爱，“忠”可成为孝顺父母的重要方式之一。“孝”的最高层次是“尊亲”，即子女发奋图强，为社会多奉献、为人民立功勋，使父母享有美名，得到精神的满足和愉悦，“忠”就转化为大孝。“忠”、“孝”统一性要求人们在“以孝治家”活动中，不要把“忠”和“孝”绝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而应将“忠”和“孝”相互渗透、相互联系起来。

　　“忠”和“孝”及其对立统一是以一定的社会背景为基础的，离开一定的社会背景，很难理解其具体含义。在封建社会，“忠”就是忠君。封建社会，国是皇帝的家天下，所以，忠君就是忠于那个皇帝统治的国，忠君和爱国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孝”就是对父母的孝顺。在社会主义社会，“忠”是相对于国家、人民、民族而言的。领袖是人民的一员，领袖也要忠于国家、人民和民族，百姓的“忠”和领袖的“忠”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孝”仍然是相对于“小家”来说的。由此可见，“忠”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是不断更新的，而“孝”的内涵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孝”相对于“忠”而言，“孝”更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由此想到，明光路街道“以孝治家”活动的“三支队伍”——“基层党组织队伍”、“义工队伍”、“慈善企业家队伍”和“三大工程”——“以孝治家大食堂”、“以孝治家社区书院”、“以孝治家健康家园”，主要是“孝”的延伸、提升，属于广义“忠”的范围，对于净化社会风气，提升民众素养，改善党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值得称道，应该学习推广。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孝”的方面的工作似乎着力不够、总结不够、推广不够。我在《安徽是个好地方》（报）第003期，看到了《给“孝”注入新的内涵——采访录之三》的报道，打算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放在提升“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上，这种“提升”是高瞻远瞩的，十分正确的。但我觉得，在如何落实《采访录之一》所讲的“大力开展‘家教家风家道’活动”，实现“人人是孝子，处处见孝行”、“以孝治家，幸福万家”目标方面，还应有更多的行动，做更深入的研究。

　　“忠”、“孝”及其对立统一是有“度”的，离开了“度”，“忠”、“孝”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而走入邪道。如“愚忠”、“愚孝”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走入邪道。古代，臣子对皇帝、奴仆对主子，不论正误，不论对人民、国家有害还是有利，一味誓死效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就是“愚忠”。现代，对领袖拥护、热爱、尊重是对的，但搞四个无限——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和闹洞房也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搞肉麻的吹捧、盲目的崇拜，也是“愚忠”。这是对领袖的亵渎、侮辱，对人民的“愚昧”，非常要不得。当年被鲁迅揭露其封建孝道虚伪和残酷性的《古代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老莱娱亲”，就是“愚孝”；现代，对父母的话，不论对错全部听从，即使父母犯了错甚至违了法，仍拼死庇护，这也是“愚孝”。在“以孝治家”活动中，把握和“忠”和“孝”的“度”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

　　“忠”、“孝”的转化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里的“条件”，是关键。如在历史上，“忠”、“孝”地位的转化就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原始社会，人类知识贫乏，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人类为了生存，只好祈求上天和祖先的保佑，于是出现了图腾崇拜。因此，祖先崇拜是“孝”的观念的起源。那时还没有阶级、国家，还没有“忠”的观念。后来国家形成，“忠”的观念逐步出现，此时“忠”就是臣下对国君的忠。秦朝后，随着皇帝制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并不断加强，“忠”的观念亦逐步浓厚，“忠”成为臣民服从于君主及国家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汉代社会相对稳定，儒家全面整合“忠”、“孝”二者的伦理关系，将“孝亲”与“忠君”巧妙地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以孝求忠，由孝劝忠，移孝作忠”的伦理体系，最大限度地弥合了“孝亲”与“忠君”之间的矛盾。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思想自由开放，士人们为了自保或维护家族利益，逐步从“忠”、“孝”并重演变为“孝”先于“忠”。唐代，经济社会逐步繁荣，则将“忠”、“孝”并举，实践中“忠”、“孝”的先后排放则由各人自己把握。在封建集权制逐步加强的历史演进中，直到宋代才最终确立事君重于事父母，“忠”重于“孝”的格局。近代以后，我国屡屡遭受列强侵略、欺凌，国人深感“国强”是“家安”的前提，继承并弘扬了程朱理学“小孝孝亲，大孝孝国”的理念，在观念上完成对“家”与“国”、“私”与“公”等关系的重新界定。这种思想资源在现代新的历史情境中变化流转，最终深深影响到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取向，塑造了“为国可舍家”、“因公而忘私”的民族集体潜意识。在“以孝治家”活动中，既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家”与“国”、“孝”和“忠”的关系，激发“为国可舍家”、“因公而忘私”的民族集体潜意识，更应不懈努力，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基础建设入手，为弘扬“忠”、“孝”优秀文化传统、打造坚实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以上，是我学习明光路街道“以孝治家”活动的思考与感悟，仅供参考。
 

　　2020年3月20日写于合肥

　　钟玉海简介

　　基本情况：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1945年出生，安徽省舒城县人。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合肥工业大学任教。

　　曾任合工大人文经济学院院长，《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全国首届百名“两课”优秀教师，安徽省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督导专家组副组长、关工委报告团团长。

　　社会兼职：曾担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学会副会长，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学会会长。

　　现为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学会、安徽省哲学学会、安徽省社会学会、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学会顾问、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副院长。

　　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学术成果：参与和主持国家级、省级课题十余项，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曾经获奖：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2008年）、一等奖（2007年），省关工委一等奖（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