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葆局长（右）在接受采访

    蒋永葆简历自述：

    我是1962年10月份出生的，出生地就在马鞍山。1980年从马鞍山八中毕业后，到安徽省财政学校学习了两年。1982年毕业，直接分到了马鞍山市检察院。当时到检察院来，我都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笑）。

    1982年到2000年，我基本上一直在反贪局。2000年10月份，上级让我到向山区检察院，干了一年的副检察长。后来，向山区撤了，我以正科级检察员的身份被安排在花山区检察院一段时间，但基本没上岗，其间，中纪委把我抽调过去办一件大案。等案子办完，我又调回市院……

    2003年到2007年上半年，在控申处当了3年半处长。2007年8月份，被提拔为反贪局局长，一直到现在。

    我的简历很简单，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检察院，一直也没离开过这里，而且在反贪部门干了20多年。中途就到控申处待了一段时间，区检察院待了一段时间。在区检察院，也是分管反贪。总的来说，我干反贪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看了蒋永葆的简历，我们就知道了：他是1962年的人，属虎的，今年正好50岁。

    孔子曰：“四十不惑。”如果这句话普遍有效，放之众人而皆准，——蒋永葆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那就更加不惑了。而实际上呢？应该说，孔子的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虽然不能说是全错，但至少不能全信。还是孟子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人生何时才不惑呢？事实上，在每个年龄段、每个时期，人人都有困惑的事；就是包括孔子在内，绝不会因为他到了40岁，就不惑了。人这一生，就是在困惑中思索，在思索中进步，在进步中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的。

    蒋永葆说，他虽然干反贪工作20年了，但仍有不少事情让他时常感到困惑。其中最让他感到困惑的，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他们的不理解。他解释说：“因为有的犯罪分子，比如因收受贿赂而出问题的，出事以前在许多人的眼里，还是很不错的，甚至很能干。结果我们把他或他们逮捕了、起诉了，有些人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甚至会认为我们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究其原因，关键还在于，这些犯罪分子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危害性不像杀人、盗窃那样凸显。再加上平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错或很好，所以就能得到一部分人的包容和同情。实际上，这些人利用手中权力收受贿赂，对党和国家的危害，则犹如人体内的毒瘤，虽然从外表上很难看出其危害性，但实际危害则是很大的，甚至是巨大的。”

    说到这里，蒋永葆苦笑着摇摇头，继而说道：“我实在搞不明白的是，我们中国人，至少有那么一部分，为什么对贪腐分子有那么大的包容度、宽容心和同情感呢？这，恐怕也是滋生腐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吧；某种意义上，这种思想认识比腐败者更为腐败，更为可恶，更让人不能饶恕，不能理解；其实，看起来是在包容同情部分贪腐分子，而实际上，也是在有意无意地害着他们。民间不是有一句话说‘严是爱、宽是害’吗？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希望我们的广大干群对贪腐分子，能多一分严惩的要求，少一些宽容同情之心。如果全国上下所有的人，都能把这种思想认识变为一种自觉，对贪腐分子不留一分一毫的宽容和同情，甚至是零容忍，这将会对反腐工作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会让贪腐分子受到震慑、有所收敛。”

蒋永葆局长

    说到这里，蒋永葆讲了一个“严是爱、宽是害”的故事——

    “古时有一个人，父亲早亡，跟着母亲度日。有一天，他偷了邻居的一根针，得到了母亲的夸赞。过几日，他又偷了邻居家的一些线，又得到母亲的夸赞。后来呢，他偷的东西则如同他的年龄一样——不断地变大。结果，由于数额巨大，终于有一天被当地官府拿住。在即将行刑之时，他提出要见母亲一面。见到母亲之后，他说：‘让我临死之前再吃一口奶吧。’母亲含泪解开衣襟，以满足儿子最后的心愿。哪承想，儿子竟然把她的奶头咬掉了，并气愤地说：‘如果不是你一直纵容着我，我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我之所以有今天这个下场，就是源于你多年以来对我偷盗的鼓励和宽容！所以，我恨你！是你把我送上断头台的！’”

    说完这个故事，蒋永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过了一会儿，他这样对我说道：“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的，——贪腐分子也是这样，也是从小拿小受，到大拿大受的。如果我们广大干群，对其能自觉形成一种零容忍的风气和威慑力，那么，许多人也就不会成为腐败分子了，——即使想作恶，至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了。因此我建议，对贪腐分子，切勿有宽容同情之心，应多一些不容或严厉之气！”

    “我是最后一个接受您采访的市院反贪局长。”蒋永葆说，“我看其他的局长在业务方面该谈的都谈了，谈得也都很好。因此，我也就不多谈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