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安徽《名人访谈》专栏开辟以来，我们和安徽是个好地方网先后推出《自学成才的安徽籍名人——访原《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张芬之》《谦逊厚重的安徽籍名人——访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原总编辑陈高桐》。根据部分读者建议，安徽是个好地方网近日派记者再次采访张芬之先生。现推出记者再次采访后撰写的《续篇》，敬请读者关注。
 

自学成才的安徽籍名人

——访原《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张芬之（续篇）
记者 吴倩
 

　　记者：张总您好！通过推出上篇对您的专访，我们了解到，读者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还是关于您的自学。有人提出自学其实也不是自学，因为书本就是您的老师。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张芬之：本来我也不是什么名人名家，只不过经过自己的艰苦自学与奋发努力，在人生的征途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了一些荣誉。应当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但作为安徽籍人，我理当支持安徽是个好地方网开辟的《名人专访》活动。所以便欣然接受了你上一次的专访。你们网站编委会名誉主任吴玉叶先生又让我再谈谈有关自学方面的经历与感悟，我总觉得，老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有点“王婆卖瓜”，不一定适当。所以婉拒多次均未获同意。恭敬不如从命，现就你提出的一些问题，再做出简要的回答。

　　有人提出，自学其实也不是自学，因为书本就是老师。我以为，此论虽有一定道理，但理由并不充分。对自学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没有进过专门的学校学习，没有专业老师教授或辅导，完全靠自己“啃”课本，有点无师自通的味道，最终成就了一门专业或一项技术；二是虽短暂地在学校进修，也曾听过老师面对面讲授有关课程，但主要还是靠自己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边学边干，学然后知不足，又有针对性地深入学习和钻研，最终，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大专或大学本科文凭，并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诸多奖项或荣誉。一个人若有上述两种经历和成就，应当说，这就属于自学成才。正是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以为，自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自学成才者，理由有三：一、我原来的最高学历是中专，学的是会计统计专业，与我大半生所从事的新闻宣传和图书出版工作几乎风马牛不相及，我的本职专业学识主要是靠自学而获得的；二、为了适应当年干部“四化”（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我边工作边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其间，未在大学听过一次教师授课，也未请人给予一次辅导，全凭自己按课本的复习提要，自己拟题目，并死记硬背名词解释，历经三年苦不堪言的刻苦努力，终于考完10门应试课程，拿到大专毕业证书；三、我参加的党政干部基础课大专专业自学考试，有的专业，如哲学、政治经济学、语文等课程，上初中和中专时曾学习过，但更多的专业课，如文学概论、法学概论、形式逻辑、国民经济管理概论、自然科学概论等，对我来说几乎像读天书，过去没有任何一点印象，是因为要适应事业需要，要拿大专文凭，才一本本地从头学起，并取得了10门结业证书。使我感到庆幸的是，10门笔试课程，我没有一门是60分勉强及格，不少课程考了70多分，这对一个年届不惑，工作任务又十分繁重的中年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记得与我一起参加自学考试的同事，有的比我年轻10多岁，却考了5年才拿下全部课程，还有好几门是刚好60分结业。这说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货真价实的自学，能否顺利拿到文凭，与自己原有的学识与努力有很大的关系。

　　诚然，书本也是老师，这个无须置疑。但这个老师，毕竟一不开口，二不批改作业，三不当面对学生进行辅导。自学者没有老师的耳提面命，全凭自己刻苦攻读，这种自学的形态和方法，与在校大学生那样的专业学习是迥然不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自学是实实在在的，大专文凭也是靠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得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自学成才。

　　记者：有读者向您请教，自学到底应该怎么学？请您根据自己的体会谈谈自学的秘诀。

　　张芬之：说到自学的秘诀，呵呵，我很难对此做出更权威的回答；但结合我的自学实践与成果，我想从这样三个方面来表述。第一，自学要因人而异，必须量体裁衣。凡自学者首先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与评估。要明确自己的学习兴趣在哪里，自己究竟吃了“几碗干饭”，赖以自学的基础是什么？人贵有自知之明。把这个弄明白了，才能有的放矢，量体定制，把自学的目标落到实处。否则，好高骛远，不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那自学成才就是一句空话。第二，自学要树立明确的目标，要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学，不要学与做两张皮。比如，你现在是当会计的，原来只有中专文凭，你要想成为会计师或高级会计师，要拿到大专或大学本科的文凭，那就要紧密结合自己所从事的会计业务，自学大专院校里应届毕业生所要学习的全部课程。只有把这些专业知识都学习了、掌握了，你才有可能通过自学考试，拿到相应的文凭，实现自己的求学梦。第三，自学要有恒心，有毅力，有耐性，要目光如炬，认准正前方，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自学切忌蜻蜓点水，华而不实；自学切忌盲目自满，浅尝辄止；自学切忌“打摆子”，忽冷忽热，半途而废。须知，自学是一项艰苦的劳动，要比在校学习的应届毕业生付出更多的辛劳和心血。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幸福都是从奋斗中得来的。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凡是浮皮潦草、马马虎虎，企图混日子、混学历的自学者，十有八九会在艰苦的自学道路上吃不了苦，耐不住寂寞，结果落荒而逃，半途而废。

　　我的这些感悟与理念，不是头脑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在数十年的学习实践中，一点一点认识和积累起来的，权当是自学的秘诀，但愿对自学者有所启迪。

　　记者：据了解，凡自学成才者，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背景，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张芬之：说起我的自学，不能不讲讲我的爷爷，也不能不讲我当年的生活状况。记得66年前，我在家乡灵璧县小圩学校上小学三年级时，我的爷爷有点私塾的底子，他经常给我讲古人为了考秀才中进士，青灯孤影，寒窗苦读，以及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爷爷还找来《彭公案》《施公案》《薛仁贵征东》《金镯玉环记》《花木兰从军》等线装古书，让我边读边唱，使我对古人的勤奋肃然起敬，也对读书学习有了浓厚兴趣。爷爷还给我讲孔子与弟子颜回的故事，对我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有刻苦攻读，考上初中、高中、大学，才能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有天晚上，满天星斗，爷爷指着天上的星星对我说：“孙子，你看那天上的星星，明亮的是大官，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些不大亮的星星是小官，起码是个七品知县，是地方的父母官，掌有生杀之权。爷爷希望你像古人那样，发奋读书，将来争取当个县官。”爷爷的话情真意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根，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祖祖辈辈靠在地里找食吃，没有一人是拿户口本，吃商品粮的，只有自己刻苦读书，学到知识，拿到文凭，才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掉地摔八瓣的农村“苦海”，弄个一官半职，实现爷爷对我的期望。穷则思变，这句金玉良言的确催我在逆境中奋发。当年，吃糖要糖票，做衣要布票，一到开春青黄不接时，家里常常吃了这顿没下顿。1960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正赶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学校食堂吃橡子饼，吃树叶，吃水草，脸都饿得浮肿，同班同学有三分之一中途退学，我硬是咬牙坚持到毕业。1961年秋回乡，当了生产队会计，那时爷爷已经饿死了，但爷爷的教诲时常浮现在脑海。我觉得自己算是个读书人，农村不是久留之地。我看的古书多，在学校里读了不少名著，作文也写得好，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传看。于是，我便量体裁衣，自我设计，立志自学写作，梦想以后靠笔杆子安身立命，能成为作家。青年时的作家梦，像一部开足马力的发动机，时刻在催促我寻找机会学习深造。真乃天遂人愿，1963年7月，我被调到王集公社当文书，此时公社里来了一位团委书记叫韩孝惠，他在报社当过记者，经常加班写稿，也经常有一元两元的稿酬寄来。我很好奇，也庆幸有了一位教我写作的好老师。于是，便经常与他交谈，向他讨教学写小故事，写新闻消息，也曾向《拂晓报》和县、省人民广播电台投过稿。

　　1964年6月，我到县统计局送人口普查报表，在灵璧县城大街上，看到有四所中专学校招生，心中突然升腾起一股希望。我借宿在初中同学薛爱莲的哥哥家，请她连续给我恶补七天七夜初中课程，终于在中断学业三年后，考取了宿县农业专科学校，为我后来的自学成才和仕途上的成长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记者：有读者向您请教，自学新闻写作到底应该怎么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历与经验。

　　张芬之：学习新闻写作，是一个苦营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我的体会是，多读报，多观察，多练笔，肯吃苦，善学习，不灰心。我发表第一篇处女作，是1965年在宿县农业专科学校上学时，一天晚上读了《安徽日报》刊发的一则长篇通讯，激动异常，夜不能寐，便写了一篇《林公俭烈士教育了我》的读后感，发出7天后，《安徽日报》在第3版刊登出来，并汇来4元稿费，一时间在学校引起轰动，传为美谈。1968年3月，我从宿县地区新汴河工程政治部宣教科应征入伍，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争取尽早入党提干，我在《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了《马大嫂当了队长的参谋》的通讯；之后，在《空军报》《解放军报》也陆续刊发了一些消息、小故事和评论。团里很快把我调到政治处宣传股当报道组组长；北京军区空军宣传部也指令让我由空军地勤到警卫连锻炼，准备提干。当报道组长时，我是新兵，却带着3个老兵负责全团的新闻报道工作。为了提高采写能力，我利用在地方创办《新汴河战报》时学来的方法，从开采访座谈会到搜集素材、提炼题材、确定标题和整个稿件谋篇布局，都手把手地教报道组的每个成员。为了从报上学习编辑的经验，报道组每写一篇消息、通讯或言论，我都要求一般起两至三个标题，每篇稿件用圆珠笔复写五份并留底稿，等到稿件登报，便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对照原稿回顾总结，看看编辑选用了哪个标题，再看看消息的导语、正文和结尾，编辑改了哪些，保留了哪些。这样前后对比，集思广益，从中学到了不少写作上的学问与技巧，采写能力明显提高。那时候讲究斗私批修，写稿没有稿酬，也多用蓝天、长空、红鹰文等集体笔名，真正是辛辛苦苦的无名英雄。但大家为了成为一个写手，也为了入党提干，照旧没日没夜地采访、爬格子，从不喊苦叫累。有时报社电话约稿，我们晚上写着写着营区突然停电，我们不是点上蜡烛，就是打着两个手电筒，继续加班赶写，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达旦不合眼。第二天早上6点钟，带着稿件登上赶往北京城区的公共汽车，到多家报社送稿，被《空军报》编辑笑称“及时雨”“灭火队”。正是由于自学新闻写作成绩突出，我入伍一年多入党，两年多一点提干，入伍第九个年头由正连破格提为副团，使夫人带着三个孩子从安徽老家随军进京。这在当时，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属于破天荒的新闻。

　　平心而论，我干新闻出版这一行，并被中央宣传部批准任命为《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成为正局级的新闻出版界干部，完全是靠自学，闯出来，写出来，干出来的。记得在写《雄鹰恋歌》这篇近8000字的报告文学时，调查采访搞了7天，北京和遵化来回奔波，再加上两个通宵提炼题材，确定标题，谋篇布局，基本上很少睡眠，有时写到动情处，鼻尖发酸，眼眶里溢满了泪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一杯茶，一支笔，苦苦思索，掏心掏肺，真正是抬头望明月，低头挥笔忙。写到顺畅如意时，确有如痴如醉、泉水叮咚、水到渠成、妙笔生花之快感，什么苦累、名利，什么日月星辰，统统置之度外，唯有书写喜事新风、引吭高歌之激情。这篇近8000余字的报告文学写好后，分别被《空军报》《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配言论刊发。为此，我当年获得了空军新闻一等奖。

　　记者：请问，如果您要是自学不成“才”，是否仍有担任总编辑的可能？请详细做个分析，与读者分享。

　　张芬之：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之所以选拔我担任《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事后思忖，主要因为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我是从主持日常工作的师政治部副主任毛遂自荐，转业进入首都新闻界，已担任副总编辑8年，而且一直是报社的二把手，新闻出版业务比较熟悉；二、年龄有优势，原总编辑升副部，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与我在报社同时担任副总编的两位同事，一位比我大六岁，一位比我大十一岁，我当年刚满五十周岁，正值年富力强；三、因为我自知学历仅是大专，又没有什么后台与背景，要由副总编升为总编辑，谈何容易。首都新闻界人才济济，我若想由副转正，唯一的办法是靠笔杆子，靠写文章来证明自己。《中国新闻出版报》虽是正局级单位，但报纸是全国新闻出版界的“报中之报”，被行业称为“新闻出版警察”。这么重要的新闻出版舆论阵地，一要掌握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的人手里；二要熟悉新闻出版法规，有较为丰富的新闻出版工作资质；三要是一支笔杆子，在办报上有经验，在新闻出版界有一定影响力。正因为我数十年坚持自学新闻写作，尤其在主持报社日常工作中，凡是重大报道或重要评论，我常常带头采写，有许多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也有5部著作出版；1993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当时，我在全国新闻出版界已小有名气。所以，在中央宣传部部务会上讨论《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人选时，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说，新闻出版报的总编辑应当由张芬之干了。在这之前，我虽然知道惟诚部长是安徽人，与我是同乡，但我从来没为个人的事去找过他。随后，中组部党政干部局李淑萍处长和中宣部干部局一位处长，来报社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考察我近10天，最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签批，中宣部于1996年1月8日下达了任命我的通知。我曾想，假如我不是靠自学获得了大专文凭，不是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各种体裁的文章，不是在新闻出版界有了一些名气和影响，《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的位置肯定另有人选。从这里我悟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活在世上，要干成一番事业，有学历有文凭，固然重要，但组织上衡量一个人的德才学识，通常不只是看学历、唯文凭，更重要的是看有无真才实学和有无担任一把手的能力。这就是选贤任能，这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曲折和风雨，依然伟大、光荣、正确，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既讲学历、看文凭，又重资历、看德才。我是一无后台、二无背景的普通农家子弟，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总编辑，这个典型的事例足以作证：凡自学成才者，凡忠诚勤勉又具有一定专业知识与才能者，或迟或早总有施展才华的舞台。英雄必有用武之地。
 

2020年 7月3日